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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加耶夫斯基:诗歌的崇高主要是对世界形而上的战栗
发表时间:2016-02-23 05:18:28       来源:中国梦文学网       作者:景凯旋


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

《捍卫热情》

(波兰)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

花城出版社2015年6月

《无止境》,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选集

现代诗歌诞生于浪漫主义思潮,它最重要的元素是自我、想象和情感。诗歌必须能感动读者,让生活变得有意义。在诗歌中,我们寻求光和温度,而不是智慧。因此,诗人也是褒义的唯心主义者,他们从自己的内心锻造价值和语言,站在自由的高处,赞美日出大海,春花秋月,赞美远方和永恒,绝对和崇高。诗人是英雄,而小说家不是。正因为如此,自现代诗歌诞生之日起,诗人的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不断为诗歌辩护。

“诗的心灵力量可以通过从世界上摄入尽可能多的事物来推动,而不是退入内心让我们感觉亲密的危险区域。

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,没有人能在那儿长久地搭起帐篷,没有人会在终年不化的积雪上修建房屋。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。”


思考反讽的意义,回归诗歌崇高性


浪漫主义的抒情性拒绝平凡世界,这一诗歌观念在二十世纪的东欧遭到了严重质疑。波兰的贡布罗维奇在《反对诗歌》中批评诗歌的“甜蜜性”,称诗歌是过度的文字、过度的隐喻、过度的崇高和过度的提纯。捷克的昆德拉则将诗歌的抒情性视作是“刻奇”(kitsch),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,排斥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。他们的指控看上去是对的,现代史证明,由于诗人总是喜欢神圣的启示,他们也最容易沦为那些先知思想家的俘虏,不再懂得现实世界。

正如赫塔·米勒所说,诗歌在世界里,不在语言里。这是对海德格尔“存在的家”的反驳,它属于前东欧的独特体验。前东欧的小说家大多是卡夫卡的传人,对他们来说,真正的文学不是对自由的感觉,而是对不自由的感觉。那么,诗歌的崇高在今天还有价值吗?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。他承认,今天许多诗歌“没有寻求人类和世界的真理,而是局限于自由,在世界的海滩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、鹅卵石的贝壳。”然而,这不过是诗歌的衰落。诗歌可以描写平凡的事物,但诗歌的情感却不能平凡,它能让我们看到隐藏在远处的战栗和狂喜。

扎加耶夫斯基经历过极权时代,因而他明白,诗人的狂喜往往意味着不计后果的心灵。对崇高的浪漫追求既产生了现代诗歌,也导致了对现代极权的认同。正是由于这一伦理上的失败,诗人和诗歌在现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今天的诗人如果还想写诗,消除现代人的怀疑眼光,进而打动他们,就需要再次为诗歌作出辩护,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性。当然,扎加耶夫斯基已经不可能像锡德尼、雪莱、克罗齐那样带着狂喜体验的骄傲,甚至也没有像布罗茨基那样,宣称人类首先是美学的生物。他必须思考怀疑与反讽的价值,划清诗歌的边界。换言之,他的诗辩更像是在防守,而不是在进攻。


诗性正义:激情与怀疑缺一不可


在《捍卫热情》这本散文集里,扎加耶夫斯基描写自己在欧洲各地的游历思考,同时向他的前辈诗人赫贝特与米沃什致敬。在他看来,二十世纪的诗歌有两股潮流,一种是批判的、前卫的、反讽的和怀疑的,一种是狂喜的、激情的和崇高的。赫贝特、希姆博尔斯卡属于前者,米沃什则属于后者。作为更加年轻的一代,扎加耶夫斯基曾目睹东欧诗人热情洋溢地欢呼新时代的到来,随着乌托邦信念的幻灭,不止一个东欧诗人开始运用反讽的武器,与现代野蛮进行无奈的反抗。有一个时期,在东欧各个城市,到处都在响起怀疑和反讽的笑声,嘲弄权力,也嘲弄激情。

循着扎加耶夫斯基,我们知道了科拉科夫斯基。这位华沙大学的哲学教授将欧洲的文化传统区分为两个主要模式:教士与弄臣。前者坚持绝对真理,总是用一个既定的终极目标来解释世界,后者怀疑一切自我证明的真理,往往能看出那些神圣教条中的矛盾。他们聪敏、狡诈,反讽君主,但又服从现实。不待说,当教士的一元思维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,弄臣的多元思维便显示出其价值。现代诗人看透了世事,不再充当英雄的角色。在反讽的诗歌中,自由在低处,在世界里。

然而,教士的传统在欧洲仍然具有吸引力。说到底,人与世界的联系不能只是建立在理性上,而且还建立在心灵上。就像科拉科夫斯基最初赞同弄臣思维,后来却走向信仰一样,扎加耶夫斯基同样认为,人们不可能永远处在弄臣的位置,因为反讽毕竟没有救赎的功能。它在解构权力的同时,也解构了自身,从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。诗人对崇高的拒绝,最终使得诗歌被厌倦与粗鄙所掏空。在极端怀疑与反讽的背后是不自由的感觉,是对世界失去希望和想象。

扎加耶夫斯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理想幻灭,他深刻地意识到:“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,没有人能在那儿长久地搭起帐篷,没有人会在终年不化的积雪上修建房屋。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。我们总是会回归平凡: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,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,我们会去厨房,决定晚饭吃什么;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。我们将不断从启示的柏拉图转向明智的亚里士多德……固当如此,否则在上面等着我们的会是疯狂,在下面等着我们的会是厌倦。”

这种追求精神崇高而又不忽略生活日常性的存在,被扎加耶夫斯基恰当地描述为柏拉图的“在其间”。它定义了自由的不同概念。在诗歌所属的精神领域,自由在高处;在日常生活与政治领域,自由却在低处。人生的历程中,激情与怀疑缺一不可。我们既需要教士,也需要弄臣;既需要柏拉图,也需要亚里士多德;既需要纳夫塔,也需要塞特姆布里尼。在政治领域,我们会信任《魔山》中塞特姆布里尼乏味的民主说教,在文学领域,我们却往往更欣赏纳夫塔恶魔般的浪漫激情。在互联网时代,诗歌已经越来越符合市民大众的品位,这些诗歌玩弄语言的狂喜,却缺乏对生命本质的痛感。只要限制在诗歌的边界内,贡布罗维奇对“甜蜜性”的憎厌就是对的。


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诗性与理智的结合


诗歌的崇高主要是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战栗,是对终极之物的反映。“我们读诗当然不是为了讽刺或反讽,不是为了批评的距离、博学的辩证法或机智的玩笑。”在这个意义上,甜蜜或反讽都不能成为诗学的本体论基础。即使是当代那些最优秀的诗歌,也常常无法理解强有力的恶,只能限于描写受难者的悲恸。但是,传统的“知识即美德”在今天仍然适用,诗人也可以有智性,而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的体验。换言之,一个诗人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思想家,他能将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冲突结合起来,向着不同的方向展现。

这样的诗人并不多见,米沃什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在所有现代波兰诗人中,米沃什是扎加耶夫斯基最崇敬的诗人,是他精神上的导师。在米沃什身上,诗性与智性表现得同样丰富。在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当今时代,他从不忽略对立。米沃什既是《被禁锢的头脑》的作者,在其中他充分显示知识的力量,驳斥了历史决定论的谬误。同时,他又是《乌尔罗地》的作者,在其中他运用诗性的想象,反对缺乏形而上的无意义的运动。在这两种倾向中,他都看到了非人化的结果,以及现代人的道德虚无。

米沃什是一个有着形而上渴望同时又关注自由文明的诗人,他将诗性与理智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结合,以乌托邦精神反乌托邦。对此成就,没有人比扎加耶夫斯基理解得更为深刻,他认为在米沃什的诗歌中,“我们都会看到一种不间断的精神漫游,这种漫游发生在观念与超然存在之间,发生在集体生活里对诚实和透明的需要与对善的需要之间。”

事实上,扎加耶夫斯基本人也是如此。尽管崇高的范畴总与一元、绝对和独断的思维联系在一起,他仍然认为我们应当渴望崇高,但同时不再相信人类将穷尽宇宙的一切。在《捍卫热情》中,他的诗歌体现了道德担当与思辨观念的结合:“你见过无处可去的难民,/你听到过行刑者兴高采烈的歌唱。/你要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。”

按照扎加耶夫斯基的说法,米沃什改写了安泰的神话,一个人同时接触大地和天空才会恢复力量。诗歌与理智,这是扎加耶夫斯基在这部散文集里带给我们的启发和享受。

□景凯旋





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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